□ 李舫

　　两千多年来，《孟子》这部深深扎根于中国哲学体系的作品，对中华民族道德传统和文化性格的形成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孟子思想中的浩然正气、仁政思想、规矩之道等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，成为中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对中国文学、艺术、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也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。

　　公元前372年，孟子出生于邹国（今山东邹城），早年拜孔子之孙孔伋 的门人为师。为了推行自己的政见，建立理想社会，孟子学成之后开始周游列国，终其一生，游说诸侯。《史记》记载孟子仅百余字：孟轲，邹人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。道既通，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适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彊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

　　《孟子》一书开篇便记载孟子见梁惠王时关于义利的对话。梁惠王问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答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梁惠王称孟子为“叟”，亦即“老先生”，知是孟子游历晚期之事。孟子将其列为章首，可见关乎其所思所想的主旨。孟子在滕国推行仁政失败后，听说梁惠王招纳贤士，于是率领门徒，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，浩浩荡荡来到魏国。此时，梁惠王刚刚经历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，故而一见到孟子便急迫地问：老先生，您不远千里而来，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？于是，就有了两人这场关于仁爱义利的对话。

　　孟子对孔子十分尊崇，他在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中说：“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”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，将义利之说作为儒学第一要义。所以不难理解何以将孟子与梁惠王的这段对话作为全书的开篇。孟子所生活的战国中后期，周代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坏，如何重建政治秩序成为最急迫的现实问题。然而，在这一问题上，诸子所言不甚相同。法家主张对内富国强兵，对外武力扩张，通过暴力重建政治秩序，此乃“霸道”。而孟子则对这种观点强烈反对，他主张行仁政，从王道，“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”，呼吁以仁政谋得民心，从而重建政治秩序。

　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提供了非常简单、高效的社会规范，这是孔孟之道的高明之处。孟子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大约一百年，即春秋战国时期。士阶层崛起，他们周游列国，奔走呼号，发表自己的见解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。

　　孟子的义利之辨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问题，而且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道理。当彼之时，梁惠王所问“有以利吾国”的“利”不是民众物质利益的“利”，而是攻占他国土地、杀戮他国民众、“欲以富国强兵为利”的“利”，是梁惠王扩张疆域、征服秦楚的“大欲”，所以才有孟子的回答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”。在这里，孟子告诫梁惠王，同时也告诫那个时代的所有人，在一个混乱、纷争、无序的社会里，不应该只想着谋求一国之私利，而是要建立公平、正义，特别是人和人之间的良善与信任。

　　司马迁喜爱读孟子的书，他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写道：“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‘嗟乎！利诚乱之始也！’”司马迁在这所写到的“利”，正是孟子所否定的“利”，即只求一人一国之私不讲道义原则的“利”。从这里，可见孟子主张的仁政与王道。

　　两千多年来，《孟子》一书对中华民族道德传统和文化性格的形成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孟子地位的确立，则始自唐代文学家韩愈。韩愈提出“道统”概念，认为孟子是直承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的继承人。他说：“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。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”韩愈不仅把孟子媲美孔子，而且认为自他之后，道统的传承就中断了，称赞孟子“功不在禹下”。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孟子为帜志，对其更是不吝赞美之词：“孟轲氏没，圣学失传，天下之士，背本趋末。”

　　孟子所强调的“仁政”“民本”“天下为公”等思想，还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孟子所强调的“天下为公”思想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变革。辛亥革命时期，孙中山承继孟子，提出“天下为公”，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