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 陈霞

　　《乙瑛碑》《礼器碑》《史晨碑》是东汉时期刻立于曲阜孔庙中的三座著名古碑，因其在中国碑刻历史上极为珍贵，素来被誉为“孔庙三碑”。如今，这几座碑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，而和它们一同跨越千年并接受后人瞻仰的，还有碑中所载的四位鲁相。他们是东汉后期相继任职于鲁国的乙瑛、平、韩敕和史晨。这四位鲁相，由于官职较低，其具体事迹在文献中几无记载。然而，作为身居孔子故里的地方官员，他们以尊孔之心，履职尽责，在孔庙保护、释奠礼推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　　乙瑛、平，二人同见于《乙瑛碑》。根据碑文记载，乙瑛与平二人在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前后相继担任鲁相。乙瑛，碑文记其“字少卿，平原高唐人”。乙瑛之名与事迹仅见于《乙瑛碑》。平的事迹更是如此，除了《乙瑛碑》寥寥数言之外，亦无他载。碑文记载“前鲁相”乙瑛鉴于阙里孔庙存在“褒成侯四时来祠，事已即去，庙有礼器，无常人掌领”的状况，向朝廷上书请求设置“守庙百石卒史”一职，以典守孔庙。奏书经过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上报给汉桓帝，获得桓帝批准。乙瑛在上书朝廷后不久即卸任，皇帝诏书下来时，已是平任职期间。平根据诏书的要求，主持选拔出孔龢出任第一任百石卒史。曲阜县令鲍叠“造作百石吏舍”，以作为办公场所。由此，曲阜孔庙有了国家任命的守庙官。

　　韩敕，事见《礼器碑》。碑文记载韩敕为“河南京”人，字叔节，时人尊称韩明府，东汉桓帝永寿二年时任鲁相。韩敕任职期间，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：其一，“复颜氏亓官氏邑中繇发”，免除了孔子舅家颜氏与妻家亓官氏两族的徭役；其二，“念圣历世，礼乐陵迟”，于是“造立礼器”；其三，“修饰宅庙，更作二舆，朝车威熹”，在孔庙添造了舆车；其四，“宣抒玄污，以注水流”，疏通、整治孔庙内的水流通道。韩敕的这番作为“上合紫台，稽之中和；下合圣制，事得礼仪”，获得上下一致赞赏，故“四方士仁，闻君风耀，敬咏其德……乃共立表石，纪传亿载”。

　　史晨，事见《史晨碑》。据碑文记载：史晨，字伯时，河南人，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至鲁任相。到任之后，即择令日拜谒孔子，并“行秋飨”，祭祀孔子。其间，他发现孔庙祭祀竟“无公出酒脯之祠”，且春秋二季飨礼并不按时举行。他认为作为“本国旧居”，孔子祭祀之礼“阙而不祀”是不合礼制的。于是他于建宁二年上奏朝廷，请求在曲阜孔庙亦如京师辟雍一样行春秋飨礼，并由国家担负春秋二祭所需费用。史晨的请求获得批准。于是史晨在孔庙组织春飨祭孔活动，吸引鲁地周围众多官员咸来观礼。此后，史晨还会同部史、县吏对阙里进行了整修；为了方便百姓，还于昌平亭下立会市，整修孔渎与颜母井两地之间的道路等。

　　据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列传》可知，东汉时期，鲁国是光武帝之子东海王刘强的封国，属豫州刺史部，下辖鲁、卞、驺、蕃、薛、汶阳六县。在西汉以来逐渐加强的中央集权制度下，诸侯王在封国内“惟得衣食租税，不与政事”，其行政治理皆由朝廷选派官员，王国无官吏任免权。诸侯国“每置傅一人，相一人，皆二千石。……相如太守”，西汉成帝后“更令相治民”。可见，东汉时期的国相如同郡守，负责国内政事。上述鲁国四相即鲁国的最高长官，负责鲁地政事。从碑文记载来看，作为孔子故乡的地方官，管理孔庙、组织祭孔是他们政务的重点。

　　“孔庙三碑”中的四位鲁相只是汉代历任鲁相中的普通几位，但其所行之事与孔庙密切相连，故而被时人称颂，并刊石勒名，树立于孔庙，以传后世。

　　（据“孔子研究院”微信公众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