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本报记者 张好

　　胶东抗日根据地位于山东半岛的胶莱河以东地区，三面环海。抗战期间，八路军胶东部队共对日、伪军作战近8000次，毙伤俘日、伪军13余万人，主力部队发展到2个师、2个警备旅；海上支队发展民兵22万人，自卫团达到80余万人。同时，胶东抗日根据地从经济和军工生产上有力支援了山东和全国，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　　在作战频繁、斗争激烈的胶东抗日战场上，有组织农民队伍、投身革命战斗的宋干卿、宋子良、宋振国“宋氏三杰”，有用乳汁养育革命后代健康成长的“胶东乳娘”，有“熔炉中锤炼、斗争中学习”的抗大师生，他们与胶东群众一起，舍生忘死，不屈不挠，用生命和热血写下红色胶东不可磨灭的英雄历史，值得后辈永远铭记。

　　【武装起义】 从天福山点燃“抗日烽火”

　　天福山位于文登县（今威海市文登区）东20多公里处，这里群山拱卫，林木茂盛，自古有“天赐福地”之称。1937年12月24日，中共胶东特委在此地发动了威震胶东的抗日武装起义——天福山起义，拉开了胶东抗战的序幕，并由此创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，天福山起义也因此成为红色胶东的源头。

　　1937年12月，日军沿胶济铁路和从海上登陆向胶东进犯，相继占领了青岛、烟台等地，中共胶东特委决定立即举行起义。12月24日，中共胶东特委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，并命名聚集在天福山的抗日武装为第三军第一大队。12月31日，第三军第一大队遭到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，损失很大。1938年1月，中共胶东特委成立第三军军政委员会，理祺任司令员兼主席，吕志恒任副主席，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。

　　1938年2月，第三军积极开展抗日工作，于2月13日拂晓袭入牟平县城，俘获伪县长等170余人，缴获枪支100余支。战斗结束后，第三军撤到城外休息时，又被驻扎在烟台的日军包围，部队顽强抵抗，打死、打伤日军四五十人，还击毁敌人两辆汽车、一架飞机。但第三军也付出沉重代价，理祺阵亡。

　　在天福山起义的同时，中共胶东特委还组织领导蓬莱、黄县、莱阳、即墨、掖县等地区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，先后收复多个县城，并建立掖县、蓬莱抗日政权。

　　1938年4月，为了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，第三军军政委员会对胶东起义武装进行整编，分别编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路，各路设指挥部，每路下辖若干大队，共计7000余人。

　　如今，走进天福山起义纪念馆，展厅内400余平方米的展带，图文并茂地记述了中共胶东党组织领导起义部队由弱到强、英勇杀敌的光辉历程。馆区东部为天福山起义旧址。北部山顶上用汉白玉及青石精工建造的天福山起义纪念塔雄伟壮观，上面镌刻毛泽东手书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，彰显出革命烈士所作出的不朽贡献。

　　【胶东乳娘】 用母爱守护“红色摇篮”

　　在山东半岛东端的大乳山脚下，有一处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感人故事的场所——胶东育儿所。游客来到这里，沿着石砌小路，穿梭在错落有致的房屋里，随处可见的红色标语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80多年前，那段书写着人间真情、无私奉献的岁月。

　　抗战年代，许多干部无法将年幼的子女带在身边抚养。面对这个情况，1942年7月，中共胶东党组织在牟海县（今乳山市）组建起胶东育儿所，主要收养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。那时候，很多孩子刚生下来，由于父母要奔赴前线，就由育儿所把婴儿交给不同的乳娘照顾，这些乳娘是当地百姓，很多时候一位乳娘需要照顾几个婴儿，每当敌人“扫荡”时，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就分散到孩子的住区，分片包干，同乳娘一起带着孩子反“扫荡”。

　　1942年11月，日军开始大“扫荡”，胶东育儿所的二三十个孩子被包围在马石山一带。育儿所全体工作人员和乳娘们喊出“人在孩子在”“宁肯牺牲自己，也要保住孩子”的口号，所有孩子无一因日军“扫荡”和频繁迁徙而伤亡。

　　这次大“扫荡”中，有一位乳娘叫姜明真，为了躲避敌人，姜明真和婆婆抱着带养的“小八路”福星和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跑到山里，将两个孩子放到一处十分隐蔽的山洞中。但是，奶水不够吃，两个孩子放在一起，总有一个要哭闹。情急之下，姜明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她让婆婆照看福星，自己则把还未满十个月的亲生骨肉送到了另一个山洞。她刚返回福星藏身的山洞，敌人的轰炸就开始了。姜明真和婆婆紧紧抱着福星，捱过了那次“扫荡”。敌人撤走后，婆婆发疯似的冲出去，扒开被敌机炸塌的洞口，看见受到惊吓的小孙子在山洞里哭得肚子鼓胀胀的，嘴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。回家没几天，孩子就夭折了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胶东育儿所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回到了父母或亲属身边。如今，胶东育儿所原址已成为乳山市红色教育基地，而胶东乳娘们这份超越血脉亲情让革命火种生生不息的母爱，也在红色胶东代代相传。

　　【红色大学】 在火线上建起“胶东抗大”

　　在栖霞市，矗立着一所承载着革命荣光的学校——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，也被称为“胶东抗大”。胶东抗大是一所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红色学校，是在1940年，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的师生们从革命圣地延安出发，跋涉数千公里，穿过陕西、山西、河北等地，最终抵达胶东抗日根据地组建而成。

　　在近10年的办学历程中，胶东抗大秉承着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方针和校风，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、党的建设、政治工作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事政治等，军事课有制式教练战术、兵器与射击、刺杀、投弹、爆破、土工作业等。另外，还有内务条例、纪律条令等课目。

　　在位于栖霞市牟氏庄园的胶东抗大教育基地，一件件文物、一幅幅展板，印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。基地讲解员说：“当时，胶东抗大环境艰苦，学员们缺衣少穿。冬天，许多人只能空身穿一件薄衣，白天当衣服，晚上当被子。加上常年睡在潮湿的地铺上，很多学员身上长了虱子、生了疥疮，再冷的天，也得脱下衣服涂抹硫磺药水。”尽管战争残酷、环境恶劣，知识的火种却从未熄灭。面对革命读物稀缺的困境，抗大教员自力更生缮印教材；教材匮乏时，他们就结合实战经验自行编写。同时，胶东抗大不仅是一所教书育人的大学，还是一支学用结合的队伍。学校始终坚持“以战场为课堂”的原则，抗大师生遇有敌情就战斗，争得时间就学习，战斗学习两不误。

　　然而，残酷的战争总是伴随着流血牺牲。在栖霞市桃村镇新庄村的老庙顶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，纪念在1942年冬反“扫荡”中英勇牺牲的37名烈士，其中就有胶东抗大的教员罗森。当时，罗森为保护群众转移，坚持了几个昼夜，战斗到弹尽粮绝。等群众基本转移完毕，他只剩了一颗手榴弹，便英勇地与日军同归于尽。战友们找到他的遗体时，他手上还紧紧缠着手榴弹的拉线。

　　胶东抗大教育基地讲解员介绍，抗大在胶东办学之时，正是日寇最疯狂、扫荡最频繁、斗争最残酷的时期。然而学校的招生、培训不仅从未间断，反而日益发展壮大。当时烟台军民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抗大，抗大，越抗越大。”“抗大每一期招生的数量、办学地点和内容，都根据当前战争形势调整。其中，第八期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期，招收学员达到2000多人，其中三分之二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。胶东抗大的办学目标就是培养文武双全的军队干部。”讲解员说。

　　硝烟弥漫的岁月，胶东抗大如同一座“摇篮”，为抗战塑造了许许多多栋梁之材。同时，抗大在胶东辗转百余个村庄办学，走到哪里就把红色的种子撒到哪里，对当地群众影响深远。如今，在胶东抗大教育基地，洪国治带病教学、罗森英勇就义等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依然在深情诉说着胶东抗大“熔炉中锤炼、斗争中学习”的革命精神，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