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本报记者 张好

　　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、儒家文化的发源地，丰厚的文化遗产宛如瑰宝惊艳千年。作为中国考古的中坚力量，山东是国内最早建立和完善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地区。多年来，山东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，证明了中华文化的绵延不断、生生不息，也引领着当今的人们，沿着祖先的足迹，聆听文明声音，看见“何以中国”。

　　今天，让我们打卡山东部分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址，品读那些数千年前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故事。

　　走进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

　　探秘中国汉画艺术的殿堂

　　翻开《中国美术史》，会发现汉画像石产生于汉民族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，它综合了古代艺术精华，开启了中国传统艺术几千年发展的辉煌历史。在汉画像石的艺术宝库中，素有“济宁汉画甲天下，嘉祥汉画冠济宁”的美誉。济宁市嘉祥县出土的武氏墓群石刻，更是其中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。

　　武氏墓群石刻汉画像石题材内容之丰富、思想内涵之深邃、雕刻技法之精美，居全国汉画像石之首，被誉为“中国汉代历史的百科全书”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武氏墓群石刻超过了同时期埃及的浮雕、古希腊瓶画，并称“世界三绝”。

　　武氏墓群石刻，俗称“武梁祠”，位于济宁市嘉祥县，是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上的一组石刻建筑群。1961年，武氏墓群石刻与故宫、三孔、敦煌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　　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馆藏丰富，其中许多画面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图案，被各类教科书、历史书籍、图册、邮票等广泛引用。汉画像石内容丰富、取材广泛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状况、风土人情、典章制度、宗教信仰等。其中较为出名的当数《车马出行图》，使用了“减地平面阴线刻”的雕刻技法，图中人物内部线条精细传神、外部轮廓清晰明快。武氏墓群石刻以其雄浑的艺术形式，展现出自信勇武豪迈的大汉雄风，成为中国美术史中熠熠生辉的艺术瑰宝。

　　走进大运河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

　　解锁运河“水脊”的科技密码

　　大运河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，是京杭大运河上唯一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也是大运河上最具科技价值的节点之一，代表了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。

　　山东运河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，由隋代开凿的永济渠和元代开凿的济州河、会通河连接而成，北连京冀，南通江浙，运河所过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，海拔38米，是整个京杭运河的制高点，号称大运河“水脊”。

　　治水先治“脊”，千里大运河中，地势高的济宁是治理的重点，元朝在此建设了济宁枢纽，明代则重新疏浚运河，其地势已发生改变。由于黄河淤沙，大运河“水脊”从济宁北移至南旺附近。为解决大运河水源问题，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自此兴建。

　　提到大运河“水脊”，不得不提及一位被后世尊称为“汶上老人”的关键人物——白英。据《汶上县志》记载：“永乐中，尚书宋礼寻胜国会通故道，英献计，导百余泉入汶……”短短数语，一个“寻”字，透露出其中的历史机缘——明永乐年间，工部尚书宋礼在汶上县与民间水利专家白英不期而遇，宋礼礼贤下士、虚心求策，白英为其诚意所感，欣然出山。二人携手勘山理水、相形度势，将百余处泉源引入汶河，巧妙破解了运河“水脊”的水源难题，成就了中国治水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　　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集引水、分水、蓄水、排水于一体，是大运河沿线科技含量最高的古代水利工程，代表了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和水工技术的最高成就，确保了明清两代大运河连续500多年畅通无阻。

　　如今，南旺分水枢纽已经听不到汶水撞击河堤的汹涌波涛声。历史不复，记忆却永恒。为了保护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，当地在工程原址上建设了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。遗址公园发掘总面积4000余平方米，包括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、运河北堤、白公祠、潘公祠、白大王庙等遗址，以及大运河南旺枢纽水工科技馆等配套设施。公园内的大运河科技馆和水工模型，能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现大运河南旺枢纽水工科技、古运河曾经的繁荣景象，以及南旺枢纽工程的科技含量，使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大运河自然风貌与悠久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
　　走进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

　　触摸齐鲁文化的源头

　　山东地处黄河下游，泰沂镇其中，东临黄渤海，西接华北平原，地形开放，发展出强韧的文化传统，史前时期考古学上称之为海岱历史文化区，简称海岱地区。历经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，经过商周两代的代谢，海岱文化逐渐发展为齐鲁文化。

　　考古学界认为，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。这一时期，海岱地区正处于从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社会演进中。其中，大汶口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存，其年代可追溯至距今6400年至4500年前。该遗址于1959年首次被发现，地跨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和宁阳县磁窑镇，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。作为大型史前聚落，大汶口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当时社会中心的形成过程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化程度，也证明了海岱地区社会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就有了加速发展之势。

　　走进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便仿佛触摸到了齐鲁文化的源头。自首次发现以来，共探明遗址区面积82万平方米，发掘7200平方米，发掘墓葬189座，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，出土的墓葬、陶器，及石斧、磨制骨器等生产工具，成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、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的重要线索。

　　作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项目之一，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规划打造了“一区两城六大景观”旅游格局:“一区”即大汶口遗址核心区；“两城”即文姜城和钜平县城；“六大景观”包括云亭山、山西会馆、明石桥、康乾行宫、水上大汶口和汶河古渡，集中再现了齐鲁文化和汉代古城人文历史风貌。

　　走进尧王城考古遗址公园

　　遇见黄海之滨的古国都城

　　在日照市岚山区，有一处神秘的“尧王城遗址”，该遗址以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为主，地表还有商、周、汉代的遗存，是海岱地区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。1977年，尧王城遗址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0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23年，尧王城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山东省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。

　　自1934年首次发现后，尧王城遗址先后进行了10余次发掘，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，出土文物10000余件，是山东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典型代表。经考证，尧王城曾是龙山古国的都城，尧王城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地区史前城址中规模最大、等级最高、保存最完好的城址。

　　2019年初，考古队再次进入尧王城，开始了又一次的大面积发掘。蛋壳黑陶杯是这次发掘最大的亮点。在以往的发掘中，发现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蛋壳陶碎片就属不易。而这次，考古队员们竟然找到了基本完好的器物。经过进一步修复，一件精美绝伦的蛋壳黑陶杯呈现在了世人眼前。

　　蛋壳黑陶杯的杯壁很薄，敞口、杯、柄、圈足工艺都十分复杂。它的外表漆黑黝亮，有些部位的陶胎甚至比蛋壳还薄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在当今有机器辅助的情况下，要把陶胎做得既匀又薄都不容易，而这件器物却是在4000多年前制成的。有专家推测，这件蛋壳墨陶杯并非实用器，而更可能是一种礼器。考究的工艺，体现出了当时该地区的人们不俗的生活品位，为研究史前社会的精神文化与礼仪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　　走进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

　　感受天下第一兵书的精妙智慧

　　竹简，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中古老的记忆，因为有了这些记载，藏在时光深处的历史才得以被看见。

　　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位于临沂市沂蒙路，是在银雀山汉墓原址上建设而成。馆内最出名的就是1972年在银雀山汉墓发掘的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膑兵法》竹简，因为这两件宝物的发现，银雀山汉墓入选“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”、中国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，也正是因为银雀山汉墓《孙膑兵法》与《孙子兵法》的同时出土，才让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孙子和孙膑关系的争议尘埃落定，千年谜案真相大白。

　　1972年4月，临沂银雀山在基本建设施工中，发现了两座西汉前期墓葬。经过文物、考古工作者清理，出土了著名的《孙子兵法》和已经失传1000多年的《孙膑兵法》等竹简（包括残简）4900多枚。

　　据司马迁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记载：孙膑，齐国人，是孙武的后世子孙。孙武、孙膑各有兵法传世。现存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孙武，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。而孙膑是战国中期齐威王的军师。先秦思想家的著作经常以姓氏为书名，为了区别孙武和孙膑的著作，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把孙武的兵法叫《吴孙子兵法》，把孙膑的兵法叫《齐孙子兵法》。《吴孙子兵法》即《孙子兵法》一直流传至今，而《齐孙子兵法》即《孙膑兵法》在东汉时便已失传。宋代以来，有人认为《孙子兵法》并不是孙武的著作，甚至对孙武是否确有其人持怀疑态度；多数人认为，现存的《孙子兵法》可能源出于孙武，完成于孙膑，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，并非一个人的著作。

　　由于《孙膑兵法》失传，上述疑案长期不能解决。而《孙子兵法》与失传千余年的《孙膑兵法》同时出土，使自唐宋以来关于孙武、孙膑其人其书的争论得以解决，轰动海内外，也让当今的人们在古老的文物和文字中感受到兵学文化的博大精妙。